为盲人开影院的夫妇

　　他们爽朗地笑，高声打着招呼，敲打盲杖，热烈拍手

　　北京，鼓楼西大街79号，一座不起眼的四合院。

　　一个周六的早晨，刚过7点半，小小的院落里就人来人往，渐渐热闹起来。

　　时秀清，40岁模样的中年男子，穿着橙色的T恤，第一个坐进四合院东侧的一间屋子里。他就挨着门边坐着，半侧着身子，努力地倾听着什么。

　　“来得真早呀!”这儿的工作人员跟他打招呼。

　　“怕路上塞车，赶不上电影的开头。”他笑着搭话。

　　记者也走进去，跟他打招呼，边自我介绍，边习惯性地伸出右手。哦，差点忘了，他是一位盲人。“我们握个手吧!”我说。他有点惊讶，然后很快也伸出了右手，用力地握了握，又握了握，再握了握。握手的时候，他没有说“你好”，而是说了三遍“谢谢”。

　　时秀清来这里一趟要花一个半小时，他说自己算住得近的，有住在通州、昌平的人，单程就要两三个小时，下雨下雪天，路就更难走了。

　　来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自愿来帮忙的志愿者们一趟一趟往返于公交车站和四合院之间，把盲人搀扶进来。

　　“给我挑个靠前面一点儿的座位吧。”盲人们总是这样要求。

　　听到相熟的朋友到来，先来的人就用力地击掌，或者使劲儿拍着身边的空位，告诉朋友自己的位置。后来的人就喊着“来了来了”，深一脚浅一脚地挪过去。

　　快到9点的时候，不足30平方米的屋子里已经挤进20位观众。他们爽朗地笑，高声打着招呼，敲打盲杖，热烈拍手，偶尔还夹杂着报时手表发出的“现在时刻×点×分”的声音。人声鼎沸。

　　工作人员忙着调试音响设备、投影仪，而志愿者们则要在一片嘈杂声中迅速判断“求助信号”，然后跑过去帮助盲人解决问题，有时候是要喝水，有时候是要去厕所，有时候是要调换座位。

　　一位盲人拉住我说：“其实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们自己都能独立做到。”

　　“那为什么还要举手找志愿者?”我问。

　　“有人热心地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觉得自己很重要。”他说着，像孩子一样笑起来。

　　这时，电影的主讲人王伟力到屋子门口张望了一下，嘴里嚼着沾了辣酱的白馒头。电影还没开讲，一家媒体的摄像机已经架起来，几位记者围了上去。大家都叫他“大伟”。

　　他两三口咽下了馒头，问了一声时间，一边回答记者的问题，一边忙活起来。

　　投影仪调试完毕，音响开得比较小声，今天要讲述的影片已经开始预播，片头的配乐缓缓流淌，盲人们争相打听起电影的名字来。

　　在一块白板上，写着“今日电影：《海啸生死恋》”，这是一部美国影片，又被译作《云和山的彼端》，一部大伟喜欢的电影。

　　一个转身，他站到了窗台前，用又粗又黑的记号笔往一张白纸上写着什么，还时不时地翻看笔记本。“克里波奇、吉恩、法基”，他写下一连串外国人名，“记清楚人物很重要，这是给自己一些醒目的提示。”

　　他手脚麻利、动作娴熟，提示字条、麦克风、遥控器，一切准备就绪，电影就要开场了。

　　大伟说，来这里的人，都是用心“看”电影的

　　无需清场，也不用暗灯，这家特殊的影院开始了第73次放映。

　　为了把影院开下去，大伟和妻子郑晓洁花完了最后一点积蓄，连房子都搭进去了。如今，一家三口把影院当成了家。

　　已经不用寒暄了，大伟站到观众面前就开始介绍起影片的背景资料。这是一部传记式的影片，讲述一位年轻的美国传教士在陌生的太平洋小岛上，面对文化冲突、信仰危机和生死考验时由脆弱而坚强，由踌躇而执著，在生命的试炼中勇敢前行的故事。这类情节推进相对舒缓的影片，正适合给盲人讲。

　　站在大屏幕前的大伟，显得有些憔悴。前一天，为了录制一档电视节目，他在录音棚里被整整“烧烤”了一天。面容憔悴，声音却依然饱满。

　　此时，大伟的妻子郑晓洁正从屋子门口经过。她听不了这场电影了，因为要去给盲生们上广播节目制作的辅导课，就在“电影院”边上的一间小阁楼里。

　　这天一共来了28位盲人观众。座位紧张，连挨着墙摆放的几张旧沙发上都挤满了人。

　　过去，大伟一直用21英寸的彩电放电影，这回用上了刚刚“不惜血本”添置的投影仪。虽然盲人看不见投影仪的大屏幕，但他们得知那是100英寸的影像，跟真的电影屏幕差不多时，都格外兴奋。这也给正在学习讲电影的志愿者们带来了便利。

　　再加上一台DVD播放机，一组大伟觉得“很不错”的音响设备，一个正夹在大伟左脸侧的扩音话筒，影院的家当就是这些。影院的其他配套设施则更“寒酸”，空调的挡板已经掉下来，椅子大多是木板的，沙发都是破了皮的。

　　可这些并不妨碍大伟的自豪。再简陋，这也是全国首家专门为盲人开设的影院，并且已经坚持了两年多。他给自己的影院起了个别致的名字———心目影院。他说，来这里的人，都是用心“看”电影的。

　　“影院”里很挤，除了观众和志愿者，还有专门来学讲电影的讲解员，有好几家媒体的记者。因为投影仪屏幕安在音响器材的对面，电影开场后，大伟就坐到了“影院”的最后一排讲解。时不时地，有志愿者来回走动，有照相机、摄像机镜头探出来，大伟的视线频频被遮挡，但他流畅的讲解丝毫没有被影响。

　　大伟坐在一把略高的椅子上，一手握遥控器，不时调节音量，以配合自己的解说，另一只手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纸条，偶尔瞄一眼，提醒自己不要说错了角色的名字。因为是白天，又亮着灯，屏幕上的画面色彩很浅，有时候连字幕都无法清晰辨认，更不要说人物的细小动作了。这给大伟的解说带来了很大难度，可他就是不慌不忙、一个镜头不落地讲了下来。对白一停，大伟的声音就会响起来。

　　“事先要花不少功夫吧?”事后，我问大伟。

　　“至少得看三遍。”大伟只淡淡说了一句就转移了话题。这是大伟讲述的第一百多部影片了。

　　“别开玩笑了，谁会给我们这些瞎子讲电影啊!”一句话，把郑晓洁深深刺痛了

　　“盲人需要‘看’电影吗?”带着许多普通人都会有的疑问，在前一天晚上，一下飞机，我就直奔“心目影院”而去。

　　在黑黢黢的院子里，我没有找到大伟夫妇，却找到了一位长期驻守的志愿者申权，小伙子二十出头，热情而充满朝气。他递来的名片上，没有他自己的名字，却有一个用盲文写下的电话号码。“这是我们中心的电话号码，盲人有困难随时可以打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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